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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偏见,来自他们的“心中之墙”!

2019-11-11 08:02:57   作者:匿名   点击:2515

乌得勒支大学国际法教授

吴守哲,观察网络,采访与翻译

9月9日至9月2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乌得勒支大学著名国际法教授汤姆·兹瓦特(Tom Zwart)出席并发表演讲。观察网就一系列问题采访了zwart教授,如中西人权对话。

观察员网:你好,兹瓦特先生,这不是你第一次参加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该组织旨在加强全世界对人权的促进和保护。不幸的是,这次会议一再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战场。你能分析一下人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被一些西方国家操纵,作为一种宣扬意识形态高度的工具吗?

兹瓦特:让我们首先分析参与者的构成。与会者不一定都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但也有许多非政府活动家、记者、大学学者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大多数人认为,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坚持个人主义、倡导个人独立自主和使用个人理性的权利。

然而,这群人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实际上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如基督徒、伊斯兰教徒、马克思主义者、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的想法和初衷是希望《世界人权宣言》能够显示出多元和开放的价值。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但现在它不同于1948年。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声音特别响亮,在辩论中非常咄咄逼人,这掩盖了《世界人权宣言》颁布时的“大格局”的特点。作为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研究人员,我认为我有义务提醒公众有必要了解当时《宣言》的背景和最初意图。你提到的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确实是事实。然而,随着美国退出世界人权理事会,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正在逐渐出现。我相信,东西方之间,特别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渠道将越来越广,问题也将越来越深。

观察员网: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贯坚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极具侵略性的人权问题做出了礼貌、有条不紊的回应。中国代表团不仅代表中国,也承受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通过您的观察,您如何评价中国代表团的工作?

Zwart:中国代表团非常积极地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对话,特别是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小组形式讨论人权问题。令我悲伤的是,中国努力建设的人权桥梁往往很容易被西方国家推倒。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山中之石可以攻玉”。我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践了这一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实践,他们才能找到促进人权发展的最佳解决办法。此外,中国代表团还推动了围绕这一议题的一些有趣问题的深入讨论。

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庞邢蕾

2016年4月23日,在全国宗教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化。人们认为,这三个字是宗教融合和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任务。当时,习近平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中国化”的三个要点:保持共产党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鲜明特点和政治优势;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宗教和非宗教群众,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宗教教义应该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我敦促西方人仔细阅读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这也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思考如何管理宗教问题。

在中国同行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现在申请了一个名为“穆斯林在中国和欧洲的本土化”的学术项目。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比在日内瓦会议上玩各种文字游戏和无聊的口水战重要得多。

观察员网:8月中旬,一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声明称,她“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最近几天暴力升级感到关切”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反驳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香港的言论无视事实,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已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了严正交涉”。你认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香港问题发表的言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宗旨和原则?

Zwart:香港问题已经高度政治化了。根据西方媒体的描述,香港现在是一群无辜的年轻人,他们关心香港的未来,反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以维护公民的权利。毫无疑问,他们歪曲了基本事实!香港政府无权镇压这些年轻人的示威。相反,示威必须事先获得法律批准。他们申请了吗?谁给了他们使用暴力的权力?他们到处放火,非法占用公共设施。他们成了一群暴徒。在我的祖国荷兰,它似乎是民主和自由的。示威必须事先得到批准,并向警方报告。

解决香港问题需要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进一步沟通和对话,而不是反过来国际化。由于香港问题的国际化,冲突只会加剧,使双方的关系更加复杂。

9月11日,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会主席何超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最近在香港发生的非法暴力行为。新华社记者陈夏军

此外,我必须提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将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并就附带及相关事项作出规定,而且必须提交定期报告。因此,在香港的人权问题上,人权理事会必须经过法律程序,而高级专员办事处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

观察员网:在过去几个月里,新疆问题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多次被一些国家挑起。你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了很多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之一是《如何平衡反恐和穆斯林社区建设》,它赞扬了中国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你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兹瓦特:恐怖主义是困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问题。作为荷兰人,我也希望荷兰政府能够有效保护其公民的人身安全。对于这个难题,所有国家都将有相应的对策。单靠镇压是不可能长期的,我不同意这种做法。许多西方国家也批评荷兰政府对穆斯林团体的监督和歧视。让我们抛开对荷兰的批评,看看是否有更好的反恐措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经说过,反恐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观察网:根据你的祖国荷兰的一些具体反恐经验,你能谈谈中国和荷兰有什么共同的政策吗?

Zwart:张春贤书记的“人民战争”概念让我认识到“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方向。荷兰清真寺的伊玛目经常被召集来谈话,年轻的穆斯林被引导到处宣扬反恐思想,从一开始就把他们与极端主义思想隔离开来。首先,让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的荷兰穆斯林去中东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他们的心理问题实际上可以从当地社区内部解决。例如,生活的真正意义、被需要的感觉、组织认同的程度等。,如果他们对正常社会不满意,就会慢慢变得极端。

迄今为止,荷兰穆斯林社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荷兰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进一系列深化该计划的措施。许多中国同行告诉我,如果这个项目在荷兰成功,在中国也同样可行。

当然,中国的新疆问题有其独特而复杂的方面,所以实际上,政策应该有所调整。

2019年1月8日,荷兰立法禁止布卡布卡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中国和荷兰被一些人权专家指控为“监视公民”目前的反恐措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温和派穆斯林在被极端组织洗脑后会成为恐怖分子。因此,预防措施非常重要。对于执法人员来说,他们面临着预测哪些行为特征和外部表现可能导致穆斯林个人极端主义的艰巨任务。我有一个学术同事,名叫阿伦·孔德奈,他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来证明防止极端主义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当然,这是他家人的话。简而言之,我认为自下而上的社区建设是一种相对更有效的方式。

观察网:鉴于西方偏见,应该有两个“新疆”:一个是你亲身经历和见证的新疆,另一个是西方媒体称之为新疆的新疆。你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了。在你看来,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你如何说服其他学者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

Zwart:在许多欧洲人眼里,新疆或西藏有一段时间没有成为西方媒体描绘的形象。如果你注意他们过去十年左右关于新疆的报道,你会发现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舆论导向并不差。这些媒体需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也可以巩固他们在操作手册中所写的关于中国的原始报道基调。

新疆幅员辽阔,我不敢说我知道多少,所以我只能描述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在乌鲁木齐和喀什,那里的居民由于多年前的暴力恐怖袭击而遭受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另一个是近年来新疆的形势变得非常稳定。只有真正受到恐怖主义伤害的西方人才能感受到这些积极和正面的变化。

谈到与其他学者的交流,我不得不提到大赦国际荷兰部主任爱德华·扎尔斯基(Edward Zalsky)。几个月前,他相信西方媒体宣称的中国人权“事实”,称中国政府“密切监视”新疆的维吾尔人。他还说他有第一手资料,那么第一手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谓的“流亡者”是极少数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的维吾尔人。他们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位置。此外,扎斯基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不得不承认其他信息渠道来自“听和说”。

中广核采访兹瓦特教授

我很难说最后我是否说服了他。马可·波罗的中国记录传入欧洲时,是否改变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我不确定。在这个信息流动顺畅的全球化时代,许多信息被隐藏起来,不是因为通信技术,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灵之墙”。

观察者:我查阅了你写的一些学术论文,我从许多观点中获益匪浅。例如,在讨论人权问题时,必须认真考虑特定群体的文化背景及其当地情况,你还强调,"法治"不一定是解决人权问题的最终手段,因为法律也是人为的。我们能说“普遍性”和“国际化”是“人权”概念前面的两个虚幻的主题吗?

兹瓦特:我是法治社会的坚定支持者。法治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并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我要强调指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治道路。以中国古代为例,传统法家强调严厉的刑法,对犯罪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以使全体人民遵纪守法。然而,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注重“礼”和“仁”,才能实现理想的“治”。

国际法也是如此。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人权宣言》中宣布的基本人权戒律,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和政治生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落实其人权概念。然而,非洲大陆已经被殖民了很长时间。许多国家只能依靠习惯法和长期建立的社会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保障人权的方法。

当然,西方人权观察家喜欢指责其他国家没有“法治”。难道只有一套标准的“普遍”法律才能履行人权义务(以所谓法律的名义)?换句话说,如果普世主义者认为法律是实现人权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和单一渠道,那么我不同意。

观察员网:正如你早些时候提到的,美国于去年6月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海利(Heili)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侵犯人权者的保护者和政治偏见的藏身之处”。这是美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下降的信号吗?

兹瓦特:海莉批评人权理事会太过分了。美国退出该组织不能弥补他们认为的问题漏洞,但我同意海莉的看法,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议程夹杂着太多政治游戏,所有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对此感到高兴。这必须停止,否则整个安理会将变得无效。

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图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路透社)

在我看来,美国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最初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瓦解。这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可能会导致重建一座新的“人权桥梁”。例如,习近平秘书长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在人权领域具有巨大潜力。

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必须改革其程序,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同情取代批评,这样各国才能充分享有相互交流人权保护做法的空间。我坚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指导下,人权理事会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渔阳

审计|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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